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军队保卫和情报机构的组建、发展、完善过程中，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业绩卓著。

初设特务科

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当上海工人欢庆胜利时，蒋介石等率北伐军进入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据不完全统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三天内，被杀害者300多人，被逮捕者500多人，5000多人流亡失踪。接着各地相继发生惨案，仅广州“四一五”惨案中，就有2100多名共产党员和工人惨遭杀害。在此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秘密到达武汉。5月25日，在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长。革命遭受失败的惨痛教训，引起周恩来和许多负责中央工作的同志的重视。他们认识到：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敌人，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准确有效地攻击敌人、战胜敌人。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后，即在军事部下面成立了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科（又称中央军委特科）。特务科分四个股：一是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的安全；二是情报股，负责每天在武汉搜集情报；三是特务股，负责镇压叛徒特务，兼办中央赋予的其他任务；四是“匪运股”，负责争取改造“土匪”等民间武装力量。

武汉中央军事部所涉特务科成立的时间不长，但是工作成绩很大。当时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多次发动暴乱，其他消灭武汉革命力量。党的情报工作在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及时揭露了敌人的军事阴谋。如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攻打武汉；6月12日汪精卫等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秘密会谈；7月14日汪精卫等召开秘密会议，提出反共等等，都被及时获取情报。但是由于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虽然及时掌握了敌人的情况，却未能根据敌我斗争形势及时作出应对。

周恩来在武汉中央军事部创建特务科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当时在党组织中设立专门情报机构，开展情报活动，建立保卫工作，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正因为有了特务科，才使党中央在与汪精卫的斗争中取得了主动，在粉碎敌人的反共阴谋、防止反革命的屠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其为党开展隐蔽斗争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

创建中央特科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了南昌起义。10月初，起义军在西进途中，于揭阳白石和普宁流沙地区与国民党军激战。周恩来与贺龙、叶挺等指挥部队奋勇还击，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周恩来当时身染恶性疟疾，到流沙后病情严重，常常处于昏迷状态，后辗转到香港治疗，愈后于11月初到达上海。此时，中共中央已从武汉迁回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了法租界。自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以后，国民党特务警探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包探勾结起来，共同缉捕党的负责人和党团员、工人领袖，每星期都有人被捕杀害。一些叛徒也同反动派勾结在一起，出卖革命者和党的机密。周恩来看到敌人如此猖狂，深感如不建立情报、保卫工作，没有严格的秘密工作纪律，那么随时都会遭到各种敌人的袭击。为了党的安全，他多方考虑后认为：唯有向敌进攻，才能保卫自己。11月，周恩来向党中央建议成立中央特科，同时提出建立中央特科的指导思想：地下党必须设立情报和保卫工作的专门组织，采取情报和保卫工作手段从事活动，以保卫党的安全，防止敌人的破坏。

此后，中央特科及所属机构开始逐步健全。其中，首先成立的第一科，是由原来专为党中央机关服务的“总部”改称的；以原武汉特务科及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部分人员组成的红队（“打狗队”）为基础建立起第三科，专门负责镇压叛徒特务；接着成立了主要负责搜集情报、掌握敌情的第二科；最后建立了设置电台的第四科。周恩来借鉴苏联建立“契卡”的经验，对中央特科规定了三项任务和一条原则：打击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筹款、制裁叛徒；但搞侦察工作的专门手段，绝不许在党内进行。他反复强调：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并曾多次制止并严厉批评特科具体负责人顾顺章背离党的长远利益和秘密工作原则，热衷于单纯恐怖行动的倾向。同时，周恩来通过实践，将俄国地下党的成功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且摒弃了俄国情报工作凌驾于党之上、搞特殊化的一些做法，始终将中央特科置于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使它成为党的战斗堡垒。

“豪密”与“胡公”

周恩来也是我党我军电讯工作的创始人。他直接领导李强研制成功党的第一套收发报机，培训处第一批报务员，建立起第一座无线电台。他还亲自编制了第一本密码，用他的化名“伍豪”命名为“豪密”。1931年3月，任弼时将“豪密”从上海带到中央苏区，两地电讯沟通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上海、任弼时在苏区亲自担任译电工作。随后，在全国各地红军中和各大城市，普遍建立了无线电通讯工作，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战争，加强了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电讯联系。这在党的电讯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此日益发展，在上海建立了国际电台，同共产国际也实现了通报。

由于中共中央在敌人统治下的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周围环境异常险恶。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又长期担任公开的领导工作，国民党内有许多人熟识他，使他的处境更为危险。周恩来在复杂凶险的环境中，以他的冷静和机智从容应付，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点，有时住一个月，有时只住半个月，每换一处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他将外出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5时至7时和晚上7时以后，其余时间除特殊情况都不出去。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他通常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了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叫他“胡公”。敌人尽管把周恩来作为极力搜索的重点目标，却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

领导隐蔽工作巩固发展

全民族抗战之初，周恩来独创了将统战、策反工作与情报保卫工作相结合的工作方式。他全面分析斗争形势和敌我友各方力量对比，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三化”（ 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等隐蔽斗争工作原则，阐发了“广交朋友”、“以统战带动情报”、“寓情报于统战中”的工作思想，使情报来源和渠道更加丰富，情报质量也不断提高，预防敌特破坏更加有的放矢。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指出情报保卫工作必须为自卫战争服务，大力推动促进公开调查研究工作。在他的具体指导下，公开调查研究工作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策略方法逐步形成；公开调查研究与秘密情报并重成为隐蔽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1950年周恩来指示公安部布下天罗地网，破获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段云鹏、“万能台”台长计兆祥案件。惩处了企图炮击天安门城楼行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国际谍特李安东、山口隆一，企图在广州刺杀叶剑英的赵一帆、混入我中央机关内部企图暗杀陈毅的刘金德等敌特分子；擒获了空投到东北企图实施反革命暴乱的国内外敌特间谍。1964年12月周恩来对北京市公安局干警谈话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脱离群众……蒋介石一出门就前呼后拥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我们怎么能和他一样呢?”他还归纳了要人警卫工作中的“三条意见”：第一，警卫工作要灵活，注意形式;第二，不要生硬阻拦群众和首长接近;第三，保卫首长，也要照顾群众方便。这些见解为警卫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