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契卡”——陈赓

陈赓（1903-1961），湖南湘乡人。原名陈庶康。192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1926年秋赴苏联学习。1928年，在上海参与主持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工作。1931年9月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率部参加第三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1949年任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陈赓在我党保卫战线上作出了卓越贡献，被周恩来亲切的称为中国的“契卡”。

安插内线除叛徒

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党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搬来上海。十一月间周恩来调回到上海党中央，负责中央军委工作。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央军委办了一个学习班，抽调有关人员学习怎样做秘密工作，怎样坚持白区的斗争，怎样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等内容，由周思来、恽代英等讲课。以学习班成员为骨干筹建了中央特科，为保卫党中央和上海党组织作出了贡献。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央特科建立了情报科。情报科的建立，对于当时中央特科开展工作，打开隐蔽斗争局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陈赓化名王庸担任了特科的情报科长，同时党组织又安排他给主持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当副手，每当顾顺章因事离开的时候，就由陈赓代理顾顺章的职务(后期顾顺章调离特科，陈赓就在周思来直接领导下主持特科日常工作)。从那时起，陈赓在上海日夜与国民党特务和党的叛徒作斗争。

特科有名的传奇人物“老宋”(宋再生)，他是陈赓主持情报科工作以后，派进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第一个重要情报员。一天，有个叫王铁铮的找到宋再生，给他介绍了一个姓黄的年轻人。这个姓黄的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宋再生说，可以帮助捕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迈。宋再生心头一紧，不禁重复了一句。原来罗迈是李维汉的化名，当时他在上海任江苏省委书记，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极力追捕的我党负责同志之一。敌人通缉李维汉的时候，曾为他的头颅悬赏五万元。没等宋再生再开口，姓黄的点了点头，又追问，“你晓不晓得，捕罗赏格五万元有无回扣？”

  宋再生眉毛一扬，淡淡一笑，说，“十足照付，不折不扣。不过事要实在，稳当。”

姓黄的那个家伙拍着胸脯，神气十足地说，“完全保证。”宋再生遂即与那个性黄的约定：农历正月初五在长乐茶社碰头。并应他的恳求，先付给他现钞三十元，供他“过年急用”。

此人名叫黄岐。宋再生打发走之后，立即将此事报告陈赓。陈赓想了想说，“好吧！到时候你把他带到大东旅社去。我自有安排，至于你怎么配合，等一会再告诉你。”

转眼到了正月初五。这天上午，黄岐果真来到长乐茶社，与他心目中的政治密查员见面。宋再生把黄岐带到大东旅社的时候，陈赓身着黄呢军服，完全是一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派头，正在一间摆设豪华的房间里“恭候”。宋再生把这个财迷心窍的告密者引进屋里，伸着手，郑重地介绍说，这位就是我们司令部王参谋长，你快跟随他去见司令！”

陈赓遂带此人坐上汽车，开到成海路一幢石库房前。在这里等候他们的，是当时主持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和另外三个红队队员。顾顺章见陈赓领着这个个子不算太高的陌生人正要进门，就急忙走到门口笑脸相迎，高兴地说：

“王参谋长好！这位莫非就是黄君吧！”

“不错！”陈赓点头回答说。顾顺章请他两个进屋，边走边说：  “来来来，我们先来商量一下，再去见司令官。”他即又吩咐左右摆出上好酒菜款待客人。从此，再没有看见这位姓黄的走出门去。

霞飞路上的枪声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五人在位于上海沪西区的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家中开会，突然被逮捕，周恩来当天临时有事未到而得以幸免。事发后，中央特科准备营救，但未得手。仅过六天，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  

彭湃等人被捕前，陈赓通过内线关系已经得到消息，却已来不及通知。他随后又了解到告密者就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此人也是黄埔出身，曾参加过广州起义并在红军中当过团长，在战斗中贪生怕死弃职跑到上海。白鑫对革命前途失望，追求荣华富贵，通过在南京政府军政部当司长的胞弟秘密自首并出卖了军委开会的消息。

彭湃等同志遇害后，周恩来流着眼泪起草了告人民书，并指示：“一定要把白鑫消灭！”陈赓通过以开办诊所为职业掩护的中共秘密党员何鳞常给白鑫看病这一关系，侦察到这个叛徒隐藏在法租界霞飞路和合坊第4弄第43号(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大特务范争波的公馆)，有武装保镖严密守护。陈赓决定在其外出时动手，为此专门在范公馆附近租了房子，昼夜严密监视。他还安排一位女同志化装成女仆同范家女仆接触，了解公馆内的动向。在弄堂出口处，“红队”也派出二人装扮为鞋匠和小贩进行监视。

白鑫深知“红队”处决叛徒的决心和手段，急于早日离开。在掌握到白鑫拟逃往意大利的消息和具体时间后，陈赓专门到范公馆外面进行了现场观察，细致研究了行动计划。在预定的11月11日，范公馆前果然加强了警卫。陈赓指示内线杨登赢托故进行查看，证实白鑫确实在范家并于当晚动身。在陈赓和顾顺章指挥下，“红队”布置了七个人在弄堂附近埋伏，由一向忠实勇敢且有行动经验的谭忠余率领。夜间10时，特务头子范争波的汽车和雇来的一辆汽车同时开进弄里，停在范家后门，佣人们随后搬行李上车。1l时多，白鑫在范争波兄弟及保镖簇拥下走出后门。就在这一行七人快步走向汽车时，黑暗中突然冲出“红队”人员，立时枪声大作。白鑫拔腿便跑并开枪还击，最终被“红队”队员在弄堂口堵住，击毙在71号门前。特务头子范争波身中三枪负重伤，其弟及保镖三人被击毙。待侦探和巡捕赶到时，“红队”的人早已无影无踪。

代表大会巧布置

一九三O年初，党中央在上海英租界赫德路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因为代表不齐，临时改为苏维埃代表会议)。为了保障这次会议的安全，中央特科进行了周密布置。

在赫德路卡尔登影院后面租了一座四层的红楼，临时开设一座“医院”。一楼是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二、三楼是供与会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楼是供举行大会用的会议厅。一楼由总务科派人充当门房、账房等职，负责接待、应付偶然闯进来求诊的一般病人，并且负责应付查电表、收水电费等一类琐事，严防外人进入正楼。同时陈赓叫刘鼎出面，在近邻处另租一座房子住下，布设机关，成为“医院病人”迅速转移的通道，遇事可以从红楼楼顶转到刘鼎住房顶上，再经他的住屋走出大门逃走。

会议开始的时候，即由行动科派出“红队”，在这座楼房的周围进行巡逻、警戒。准备一旦被敌人发觉、遇有巡捕前来搜捕的时候，“红队”立即持枪抵挡，同时指定专人负责引路，带领参加会议的代表，穿过刘鼎的住屋转移出去。为此，陈赓等多次到红楼来检查、筹划。事先曾为参加会议的同志租了一些旅馆，还准备了适合各种身份的比较阔绰的服装。各地代表到上海，先在指定的旅馆住下。经过初步审查后，就作为“病人”逐个送进“医院”。代表进了医院，住入病房，暂时即与外界隔绝开来，不让外出。

开会以前，这里按照普通医院的正常秩序，医生、护士、厨师以及服务人员，完全同一般医院一样照章办事。到了开会的时候，代表方才进入会场。这次会议共开两天。会毕又把代表逐个送出医院，分散住进各个旅馆。这样，只有几天光景，这家新开设的医院，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倏忽不见，人员全部走得无影无踪。